一是高速增长之谜，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与货币化历程，GDP增速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8%以上。

二是“无危机增长”之谜，在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除了外部危机的传染（比如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2009年次贷危机），自身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与发达国家基本十年一次的崩溃形成鲜明对比。

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没有发生大的危机，屡屡打脸“中国经济崩溃论”？原因何在？一个直观的解释是：

比如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传染到中国后，中国出现了三角债危机，银行坏账高企，国企破产下岗，因此不计一切代价加入WTO，用全球化解决了危机，并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

比如2009美国次贷危机传染到中国后，中国基于全球化的外循环体系（出口）遭到破坏，出口崩塌，因此大力推动国内各地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城市化（房地产开发）的“大借贷—大投资”的内循环替代了外循环的收缩走出了困境。

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困难重重之下于2002年加入WTO，真正融入全球化体系。

2009年全球次贷危机后，2012年旗帜鲜明的确定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占决定性地位”的改革开放最强音。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中国对外贸易占世界的份额反而大幅提高，各种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确立了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然而当下，这四大二元结构都在收敛和中断。城市化率接近70%，大量乡镇凋敝，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回不去的家乡”；国企越来越庞大，债务越来越沉重，地方财政处于极限状态，无法大面积创造就业项目，体制内门槛越来越固化，国企-民企之间的流动越来越难，国进民退到了一个临界点；数字平台吸纳灵活就业的人口也几乎饱和，何况最近几年对数字资本和教培行业的清理，造成了大量额外的失业。

1，中美贸易战。中美之间的双循环并不是平衡的，长期处于双失衡状态，即中国对美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中的FDI都是顺差，意味着不仅中国的出口企业赚取了美元顺差，美国跨国企业因看好中国也向中国大量投资。这种经济的双失衡格局被特朗普转化为政治资源，发动中美贸易战以赚取选票和支持率。而拜登时代，则采取了更加凌厉的攻势，加速了产业链的外迁。而新建立的外循环结构，无论是俄罗斯还是非洲，很难承载中国制造如此大的产能。外循环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3，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引发了各国政府的供应链安全意识，全世界都在考虑如何摆脱对单一国家进口商品的依赖，开始在中国之外寻找“中国+1”。中国似乎进入了入世前的处境，需要再次寻找自己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位置和角色。毕竟，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经济产业结构还是政治治理结构，都与二十年前有天壤之别。

中国的发展阶段，也不应该继续通过二元结构来缓冲危机。因为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让二元结构收敛和消解的过程，不能总是通过结构性的扭曲代价来应对总量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