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林龙安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1988年，从集美财经学院毕业后，他成了厦门财政系统的一名公务员。

1994年，下海潮兴起。当时，公务员工作稳定，但待遇不算高，每月只有三四百块钱,30岁的林龙安也想搏一把。

“去闯一闯嘛，如果不行，还可以去外企打工。当时我已经拿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的研究生文凭，心中也有点底气。在外企工作，工资待遇是公务员的几倍，也可以满足家庭经济方面的需求了。就这样，我砸掉了自己的铁饭碗，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弄潮儿。”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

他看到了房地产行业的巨大机会，于是从妻子郭英兰的亲戚那里借了25万元，又从朋友那里借了25万元，以50万元资本注册了一家小公司，做碎石子生意，这就是禹洲集团的前身。郭英兰出生于1970年，当时在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分行工作。

赚了一点钱之后，林龙安在厦门开发了第一个项目：禹洲新村。广告语都是他自己想的：“推窗一片绿，我家在禹洲。”这个项目1995年开始销售，均价2500元，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5000万元。

2002年，林龙安在厦门开发“禹洲·华侨海景城”，号称当时厦门中心最大的一个旧城改造项目。

2004年，禹洲集团开始全国扩张，进入长三角、环渤海城市。2009年，禹洲集团在香港上市。2013年，禹洲集团营业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

2016年，林龙安决定将集团总部分设上海、厦门两个中心，以上海中心为主。他在公司内部说，公司一定要跨入上海，如果一个公司不落脚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这个公司就不是全国性的公司，更谈不上全国性的公司。如果一个职业经理人不跨入上海的话，也无法成为行业内知名的职业经理人。

那一年，禹洲集团的营业收入为136.7亿元。当时，房地产行业已经大不如前，地价高涨，售价受限，面粉贵过面包，业内都说：“不拿地当年死，拿了地三年后死。”

林龙安却给公司定下了2018年营业收入300亿元的目标。

他说：“由于我们是在港上市的内房股，想要支持股价、打通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拿到低利率的资本，就一定需要业绩的支撑，经过我与主要股东和董事局成员商定后，明确20918年公司业绩一定要达到300亿，这就是我们的生死线，进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悬崖万丈。”

林龙安在禹洲集团一言九鼎，定下300亿战略目标时，他特别强调，不能因任何人任何事而动摇，没有任何借口。

他也知道，要实现300亿的目标，只能靠拿项目，而且是靠有限的资金去拿项目。

当时，禹洲集团的财务状况已经不能够靠获得更多的贷款拿地。他给出的办法是依靠销售拿地，依靠城市公司自己去找钱拿地。

“恒大的模式值得我们的借鉴，在公司深耕的几个目标城市，城市公司总经理应该带头主动去找资金找合作方，集团会出台相关的政策来支持和鼓励大家这样做。”他说。

实际的情况是，禹洲集团2018年的营业收入为243.1亿元，没有达到他的业绩目标。是不是悬崖万丈不知道，但学习恒大，后果很严重啊。

2020年，禹洲集团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双急剧下滑，分别为104.1亿元、466.8万元。

2021年，禹洲集团的营业收入到达历史高点270.7亿元，净利润却只有7.5亿元（2019年净利润最高时有近35亿元）。

2022年3月7日，深夜，禹洲集团发布公告，称2023年到期的8.5%优先票据，利息2125万美元，已于2022年2月4日到期，但公司在30天宽限期内没有支付利息，构成违约事件。

禹洲集团暴雷！

5月底，禹洲集团又有3笔美元债加利息违约，此外还有一笔美元永续债逾期，总金额高达5727.96万美元。

8月，禹洲集团的控股股东，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未按时偿还7.6亿多元欠款，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强制执行。

而早在6月，林龙安已经辞去禹洲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等职务，由妻子郭英兰接任。

房地产公司暴雷，老板找老臣顶包，找职业经理人做傀儡，让子女收拾摊子，都比较常见，将老板娘推上前台，倒是不多见。

当然，郭英兰对禹洲集团并不陌生。早在1995年，她已经加入公司，一直控制着财务、采购等要害部门。

2019年，林龙安家族还以115.3亿元财富值，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225位。2021年4月，林龙安家族又以11亿美元财富值，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2524位。但2022年的富豪榜上，不再有其身影。

如今，禹洲集团的股价已经跌到每股0.34元，总市值仅剩22亿元，几乎沦为“仙股”。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闽系地产企业，成也野心，败也野心。禹洲集团，只是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