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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亚历山大:演员、观众、危机与社会生活的戏剧

金融危机、教会恋童癖危机、电话窃听丑闻、Me Too运动……过去20年中的社会危机与每一位公民的权利息息相关。在《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一书中,作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诠释了曾经被掩盖的社会问题,如何经过社会化的阶段,唤起社会良知,引发文化评判和社会干预。当人们对于“好社会”的理想化期望被打破,曾经受人敬仰的机构精英成为作恶多端者,必然会导致公民以合法的手段、有组织地进行介入。与之相对,机构精英将尽其所能避免社会问题的进一步发酵,双方的不同立场终将引发社会冲突。

作者杰弗里·亚历山大是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化社会学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理论、文化和政治。主要著作有:《现代性的黑暗面》、《创伤:一种社会理论》《政治的表演》《公民领域》《社会表演》《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等。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

澎湃新闻:

杰弗里·亚历山大:

关于第二点,认为特朗普推动了过去5年以来的阴谋是不正确的。美国最强大的独立记者和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甚至保守的《华尔街日报》的新闻版(不是社论)都对他的表现持批评态度,认为他既危险又可笑。这种持怀疑态度的新闻绝对是美国政治言论的主要过滤器。虽然特朗普能够通过福克斯新闻和其他右翼网站创建自己的媒体线路,但这些网站从未成功地触及中间派。尽管其表演有着“分裂的受众”(split audience),特朗普还是在2016年当选总统;但他的当选,更多是由于希拉里·克林顿灾难性的表演障碍。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已经“输掉”了3次全国大选。他的表演越来越受到“中间派”的怀疑,甚至美国的保守派也开始认为他是个失败者。

澎湃新闻: 相较于过去神秘、极富魅力、精英化的政治演员,某些演员似乎并不排斥将自己的部分个人生活与缺陷暴露给观众,将自己塑造为平民化的人物。演员们似乎有意识地操纵着媒体,让人们聚焦于自己。在您看来,这些演员的行为是否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将自己暴露给观众将会带来哪些好处?又有哪些潜在的隐患?

杰弗里·亚历山大: 我并不认为政治演员会积极地将自己暴露给观众。现代政治人物仍在追求个人魅力和神秘感,无论他们是精英主义者还是平民主义者。任何成功的演出都要求将这些缺陷(尤其是他们的私生活和缺点)隐藏在后台——除非这些缺陷已经事先写进了剧本。

《社会生活的戏剧》,【美】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著,李瑾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社会生活的戏剧》,【美】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著,李瑾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澎湃新闻: 在《社会生活的戏剧》中,您解释了社会中的仪式和表演。如果我们假设存在一个完全由演员控制的仪式,那么某些演员是否有可能取代观众,并为其他演员提供合法性和权力?

杰弗里·亚历山大: 大多数强大的、有影响力的社会演员都想摆脱独立的观众,因为具有自主性的观众,意味着他们可能对演员的表演有所怀疑。政治演员只有找到破坏观众和“评论家”(如记者、知识分子等)独立性的方法,才能对社会做到专制控制。虽然这有时能够奏效(当今世界上确实存在许多专制社会),但相较于过去只有几家电视台和报纸的时代,社交媒体时代的人们有更广泛的途径去实现象征性生产(symbolic production)。这也意味着观众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批评,网民的持续怀疑经常会演变成街头的公开抗议。

澎湃新闻:

杰弗里·亚历山大: 仅仅从演员与观众的角度来分析我的理论是不够的。演员确实会通过表演将他们的意图投射给观众,但表演有7个要素,从分析上以及概念上来看,其中6个与演员相互独立(演员是这7个要素之一)。在现代社会,要创造一种“完美的仪式”或“观众与演员互相融入的表演”是非常困难的。观众越来越疏离,同时还有评论家和知识分子等社会类别与范畴。未能融入的观众,不接受演员想表达的意思的观众,往往会上演他们自己的反表演。

澎湃新闻: 在第四章中,您解释了知识分子如何为社会生活的戏剧提供剧本。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演员开始改变剧本,知识分子还能制约或影响演员的表演吗?

杰弗里·亚历山大:

《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美】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著,陈雪梅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

《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美】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著,陈雪梅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

澎湃新闻:

杰弗里·亚历山大: 在我的分析中,这一过程的重点是: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化。这是一个公民领域的符号学准则(即我们对好社会的理想化期望)是否已经被违反的问题。如果有足够多网民或公民观众相信并感觉到在一些非公民部门发生的事情是“违反公民权益”或极端反人道的,就足以引发问题的社会化。观众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从这样的角度看待金融危机、恋童癖等社会问题。当然,职场性骚扰直到最近才被视为重大的反民权(anti-civil)行为。女性主义文化运动以及政治运动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在社会层面形成对性骚扰的广泛理解与认知。一旦有了这些背景信念,就需要勇敢的调查记者来揭露性骚扰的普遍性,因为只有通过大众媒介化的方式来表达公民的愤怒才能引发问题的社会化。

澎湃新闻:

杰弗里·亚历山大: 这与我刚才的回答相互呼应。值得指出的是,职场性骚扰仅仅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危机;这场社会危机并没有发生在欧洲社会。但是,#MeToo运动在美国的影响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引发了愤慨的涟漪和全球观众的批评,尽管并没有引发全球性的社会危机。

汉娜·阿伦特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但在我看来,她对女权主义的思考是非常混乱的。当私人问题涉及统治、剥削和压迫时,它们应该成为公共问题,也应该成为社会化的目标。这是我作为一个道德思想家的观点。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只能说,这些问题经常成为公共问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常常被视作家庭或私人范畴内的问题。

澎湃新闻:

杰弗里·亚历山大: 我不相信女权运动、LGBTQ运动以及种族运动仅仅是带有贬义的“身份”运动。在过去75年里,这些运动推动了西方社会正义的进步。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阶级政治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新的运动是关于承认差异、相互尊重与多元文化的融合。这些所谓的身份认同运动所宣扬的是公民权利、人类尊严以及摆脱被统治和被剥削的权利。正是这种 “共同的背景”允许各种不满的群体建立共同的联盟。正如我在整个采访中所说的,创造成功的表演离不开很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表演需要挑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合法性的反表演(counter-performances)。我认为,所有的“现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个人是神圣的;埃米尔·涂尔干称之为个体崇拜(cult of individual)。不尊重这种个体崇拜的大国,就会不断面临表演失败的危险。

澎湃新闻:

杰弗里·亚历山大: 这个可悲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演员变成了精英。这就是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在其巨著《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中所说的“寡头统治铁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该理论认为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获得了对于委托者、代表获得了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米歇尔斯是韦伯的学生(令人震惊的是,米歇尔斯后来支持法西斯主义)。

然而,我并不认为寡头政治实际上是一条铁律。挑战麻木不仁、反民权精英的关键,是社会要坚定地将“反权力”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 “counter-power”)。交流和监管机构必须拥有独立的资源,以及在法律保护下使用这些资源的权利。例如, (在西方世界) 可以获得象征性生产的手段,保持独立和专业性的新闻,以及建立能对“不受经济阶层、政党或国家控制的法院”作出迅速响应的法律界。

2022-12-20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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