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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李文田、郑观应——闱姓赌博开禁的最有力推动者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

广东惠州人、“铁面御史”邓承修多次上奏朝廷,力陈闱姓赌博的危害。1874年,邓承修上奏:“窃广东赌风最炽,向有闱姓、番摊、白鸽票、花会等名。近年则花会、白鸽票、番摊等经督抚臣明禁,虽未能尽绝根株,尚不至于设局开场、抽收经费如闱姓一事者。查闱姓之赌起自机房,小民渐而相率效尤,行于省会。”邓承修所说的“机房”,大约是指佛山的机房,即从事丝织业的工人群体。“经前抚臣郭嵩焘罚缴款项以资津贴,奸民因此藉端禀案,抽缴经费,巧立榜花名目。每届乡会科期及科、岁两试之先,设局投票,每票限写二十姓,以中姓多少为赢输。起投票之赀,则自一分一钱以至盈千累万。起投票之处,则自省会以及各府州县、穷乡僻壤。其投票之人,则自搢绅士夫以及农工商贾、妇孺走卒,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心,希图一掷。” (《邓承修文集》第3页)

光绪八年(1882),邓承修就闱姓对科举公平性的危害有过揭露,指出赌棍收买学政及其幕友,以及参加考试的士子,具体手法一是“禁蟹”,二是“扛鸡”。所谓“禁蟹”,指考生姓氏若没有在闱姓赌单上出现,赌棍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其人通过考试,有时直接收买考生自己放弃,若无效则贿赂学政幕友,暗做记号,加以抑勒,让此人考不上。所谓“扛鸡”,指的是用“枪手”替考,让明知不能考上的考生中试,只因他们买票时已投注了这个考生姓氏。一进一出,真才不得脱颖而出,“弱鸡”反而考中。 (《邓承修文集》第51-52页)

“铁面御史”邓承修

广东实行严禁政策,葡澳政府则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允许商人在缴纳赌饷的条件下公然开赌,投注者多为广东人,而利税则归于葡澳。1881年《循环日报》报道,澳门赌商向政府缴纳三年闱姓赌饷高达101.5万元,报纸以“答客问”形式,讨论广东是否开禁闱姓以筹措巨饷。开禁派认为:“今中国时事孔艰,库项奇绌,与其多设厘厂滋累商民,何如变通办理,仿此章程,在省垣招人承充而不复申其厉禁。”在澳门安家的郑观应早就从这个角度论述过:“广东闱姓捐输,其款甚巨,本属病民伤化。惟不能杜其弊,遏其流,而奸民遂迁往澳门,仍行开厂广收。综计三年损银五十万两,利归洋人。此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也。” (《郑观应集》上册第70页)

严禁派在舆论场上长期占尽优势,舆论转向的标志是潘仕钊奏折。记名道府、翰林院检讨潘仕钊,从澳门闱姓难禁终使“利归他族”立论,于光绪十年九月初八日(10月26日)递上《变通挽回巨款以济要需》一折称:

即云闱姓其事甚文,其迹类赌,终属当禁。然禁闱姓可也,此禁彼开,已属不可。况以内地应有之利而尽畀诸他族,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能否并将澳门闱姓严禁,使富藏于民,抑或暂将省城闲姓弛禁,使馆输于国。倘澳门闱姓实不能禁,应如何设法变通以收利权而裕饷需之处,妥议奏明办理。……即如闱姓一事,窃与同乡论办之,或谓宜禁,或谓禁而不绝,不如不禁。……臣近念广东给于防务,罗绝尽而饷无可筹,澳门得此巨资,岁月久而患将愈大,为筹饷弭患起见,不必形迹,用贡狂愚。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第181-183页)

潘仕钊此论似乎“正大光明”,表面上是要防止澳门利用广东闱姓赌款坐大,也为中法战争筹措军饷出主意,实际背后都是生意。潘仕钊(1834-1895),广东南海西樵山人,1862年中举,1871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后授河南开归陈许道。次年,邓承修奏劾潘仕钊“贪鄙受贿”,称“此次闱姓之议,系该员在编修任内代奏,率请驰禁。问该厂先遣人到京钻谋,私馈该员银二万两作为酬谢之费,如能奏开,利则均分,同乡之官京师者无不痛恨,以为阖省搢绅之辱”。 (《邓承修文集》第104页) 潘仕钊受贿出奏一节,揆诸当日官商“合作”惯例,事属有之。潘仕钊为人,据南海知县杜凤治所述,“为秀才、举人时向不安分,喜管闲渔利,……此次点庶常回来,不改前非,藉‘翰林’二字更可招摇……” (邱捷点注《杜凤治日记》第五册第2300页)

赌商运动粤省开禁,既买通潘仕钊这种京官,也打通了广东布政使龚易图这个环节。他们向龚易图提出条件,答应向省粤缴交赌饷300多万元,开禁之后,给龚氏一次性“私规”10万元,盈利继续分红。 (《邓承修文集》第101页) 布政使负责全省财政事务,中法战争一爆发,督抚势必向布政使要钱;当坚决主张禁赌的两广总督张树声被撤,龚易图知道机会来了,立即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张之洞“开赌”。

朝廷正为筹措军饷感到头痛,潘仕钊奏折一递上,正好打中朝廷的软肋。极峰马上发廷寄给张之洞、倪文蔚:“广东闱姓赌局,迭经申禁。兹据该检讨奏称,澳门开设闱姓公司,利归他族。现在海防需饷,请饬体察情形,能否将澳门闱姓严禁,抑或暂将省城闱姓弛禁。等语。著张之洞、倪文蔚妥议具奏。”

《杨宜治日记》、赵凤昌藏札披露的信息表明,出谋划策并促使张之洞下最后决心的是李文田。李文田(1834-1895),字仲约,号若农,广东顺德人,1859年获一甲三名进士(俗称“探花”),历任内阁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学识渊博,官声甚好,在元史研究、西北史地、金石书法等多个方面均有突出成就,为著名的学者型官员。1882年,李氏丁忧回乡守孝三年,居广州西关。李文田“主谋”闱姓开禁,他本人不好“丑表功”公开承认,却私下泄露给门生、总理衙门章京杨宜治。

杨宜治(约1845-1898),字虞裳,原籍四川渠县,长于成都,以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光绪十年传补总理衙门章京,光绪十一年二月补授起居注主事,八月随总理衙门大臣、鸿胪寺卿邓承修前往两广,办理中法越南勘界事务。 (李文杰《杨宜治日记》整理说明) 勘界前杨宜治在广州停留,与李文田往还甚密,尊称为“若农师”,两人有着风水研究的共同爱好。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李文田邀杨宜治一起登白云山,为李文田“太公”(高祖父)访求葬地。

初十日,李文田宴请邓承修,适广东乡试揭榜,邓氏为闱姓严禁派代表人物,李则是开禁派幕后主脑。酒宴前后,李文田向杨宜治解释广东闱姓赌博运作方式,并向杨氏私下透露他本人策划开禁的功劳,故而第二天登船之后有暇,杨宜治将李文田谈话内容记录下来。杨宜治按照李文田的介绍,总结闱姓赌博的运作方式:“粤东闱姓彩局,相沿百余年,闻其标彩,系按千字文编号,入局者以洋银一为一股,任书姓二十与局,局便等簿司。局为公举,或自设亦听。局费取彩之什一,局止十家。揭晓后,视某号中姓名数多者,为第一标。第一标标一元者,获彩六百元。”

彭玉麟、张之洞正在为中法战争“饷需无着”发愁,李文田趁机提出利用闱姓筹款的方案,其论证十分有力:“输之闾阎,不若取之闱姓,以无益为有益,款易集而民不伤也。”李文田甚至亲自出马,与赌商集团协商,“集绅商,开布大义,遂捐至四百四十万。于是趋冯军出关,复越北圻,济台北饷,招东莞练勇,水陆修防,民心大定,闱姓之力也。” (《杨宜治日记》第18页) 李文田通过杨宜治之口,为自己表功,认为彭玉麟、张之洞能派遣冯子材大军出关击败法军,广东方面还能接济台湾刘铭传饷械,都得力于闱姓筹款。

经李文田、郑观应的私下运作,澳门闱姓赌商也认识到澳门前景暗淡,澳门资本进入广州,与省城赌商合流,承诺6年内缴纳赌饷至440万元。张之洞善于灵活变通,他接受闱姓开禁应在情理之中;但此时驻扎广州的兵部尚书、湘军老帅彭玉麟以“清正”著称,说服彭玉麟的工作,由郑观应负责疏通。

李文田

光绪十年八月十二日,彭玉麟致函张之洞:“……闱姓一节据郑道面称一切,详细底子久已面呈,尊处交司道斟酌行止。行上详,不行则作罢论。卓见以绅士公禀、司道会详办理,最为妥协;由督抚为筹饷起见,亦是正办。若由敝处单衔入告,外边比多物议,再四筹思,理至当也,合数行之为宜。” (李志茗:《幕僚与世变:〈赵凤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编》,第322-323页) 这个“郑道”为郑观应无疑。郑观应长期在商界工作,又在澳门安家,与赌商集团应十分熟悉。后来承办闱姓致富的刘学询,据郑观应致盛宣怀函,是郑的姻亲。彭玉麟也精明得很,要求总督、巡抚以筹饷为由上奏,把自己放在陪衬角色。闱姓开禁,表面文章要做,也要摸清“底子”。广州、澳门两地赌商群体,实际每人出资多少、利益如何分配,不见于呈递给官府的明文。如无郑观应呈递的这份“详细底子”,彭玉麟、张之洞也难下决心。

八月二十一日,彭玉麟致函郑观应:“来函谓闱姓须避怨谤,归司道公办,此是脚踏实地处。复将承办公禀、期票、来函和盘托出,尽呈湘帅,至大至公,光明磊落,此是正办,敬佩无量。请阁下即日禀见湘帅,开怀畅达言之,不妨面言是敝处面嘱禀见,呈明一切也。” (李志茗书第345页) 此处“湘帅”指张之洞。郑观应甘居幕后,向彭玉麟提出“须避怨谤”,让司道(布政司、按察司、善后局各道员)出面办理,公事公办,这是他的聪明之处。次年初,郑观应《禀督办粤防彭宫保赴汕援台事》指出:“闱姓一事,八月间各官绅商办,殷商呈禀承办,纷至沓来,曾经禀请将各件移交地方官筹办,嗣后所有承办商人将禀件递交知道者,均属伊呈送藩司转详,其能否批驰准办,职道一概置之不问,所以避嫌怨而杜招摇也。” (《郑观应集》下册第443页) 郑观应十分清醒,他可以在赌商与彭玉麟之间穿针引线,但最终均让商人向地方官(龚易图)呈递申请,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据此,可确定郑观应是闱姓开禁的推动者之一,只是本人没有向商人收取“好处费”,推动闱姓开禁只是出于公心,帮助解决中法战争军饷问题。

郑观应

惠州闱姓舞弊案

邓承修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光绪十一年开春,在惠州岁科考试中,爆出惊天舞弊案,闱姓赌棍与学政幕友内外勾结,操纵考试结果,广东学政叶大焯因此被革职。叶大焯(1840-1900),福建闽县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光绪八年(1882)提督广东学政。

光绪十一年六月,邓承修上奏,广东学政叶大焯在惠州府属归善、博罗两县举办科试时,“学署与赌匪通同作弊,屈抑真才”,钟、王、廖当地三大姓不录取一人,专门录取文、彭、田等小姓,文姓6人考试而取中4人,田姓10人与考取中5人,吕姓则在10余人中录取7人。发榜之日,众情汹汹,扬言“碎榜”闹事。叶大焯大为恐惧,急调武营过来保护自己,阖城有“学臣买票,一网打尽”之谣。下一个举行科试的肇庆府各县考生听闻这个消息,扬言即将罢考。张之洞闻讯,下令凡购买文、彭、田三姓的闱姓票得奖者,收入“一律充公,共得银数十万两”。 (《邓承修文集》第102-103页)

惠州闱姓舞弊案刚爆发时,朝廷只是让张之洞、倪文蔚查复,颇有“大事化小”的嫌疑。收到邓承修奏折,朝廷不得已,“着彭玉麟会同张之洞,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得稍涉徇隐。”清代科场舞弊历来处罚极严,但是到了光绪年间渐行松弛。彭玉麟组织署藩司萧韶、臬司瑞璋等彻查此案,认定为学政幕友与外间赌棍内外交结,涉案幕友分别为福建廪生杨谦、安徽廪生戴罗俊、福建廪生萨廷荫。举行归善县童场后,戴罗俊凭人荐卷,刚好叶大焯突患腹泻,将试卷交杨谦“汇集复阅”。杨谦复到各方搜寻“落卷”,戴罗俊觉得可疑喝问,杨谦即将实情和盘托出,承认已革学署承差吴彰、番禺县廪生卫荣熙纠集亲友投卖闱姓,多买偏僻小姓以图高额奖金,将提出二千两银子作为谢礼,戴对此没有反对。学政对此等弊案,“平日既漫无关防,临事又毫无察觉,虽查无串通舞弊情事,咎已难辞”,“其应如何惩儆之出,恭候圣裁。” (《彭玉麟集》上册第459-466) 朝廷览奏,立即将叶大焯革职。案情查清后,戴罗俊、萨廷荫等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革去贡生功名。主犯杨谦业已逃亡,张之洞行文福建当局予以通缉。

在开禁闱姓之初,李文田即预见到可能有此弊端出现,当时即建议张之洞出台相应规定,将“禁蟹、扛鸡等票充饷”。 (李志茗书第375页) 惠州闱姓舞弊案金额巨大,张之洞充公了赌款三十一万多两,并拿出其中十多万元用来建设广雅书院。

广雅书院

对晚清闱姓赌博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人们大抵只记得赌商刘学询的名字,见诸彭玉麟、张之洞奏折的第一届赌商“诚心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我认为是化名,或者叫做“商名”,这两个名字可理解成澳门赌商集团、省城赌商集团的代名词。当1884年11月龚易图发布批词时,张荣贵才在西关打铜街(今光复南路)租赁商店开设“诚信堂”,职员除张荣贵外,还有卫永年、王巽华、左兆荣,都不是有名气的大商人。 (1884年11月10日、13日《循环日报》) 显然这是一个新成立的“股份公司”,而出名登记者可能是“代持”性质,以掩盖背后真正的老板。

光绪十年,当各方拟议闱姓赌商开禁时,政治形势仍阴晴不定。长期以来,赌商受士大夫集团口诛笔伐,不太愿意直接站到阳光底下;赌商为防“秋后算账”,也不得不出于谨慎,尽量不用真名。承办广东全省闱姓赌博,缴饷达四百四十万之多,金额特别巨大,诚如张之洞所言:“闱姓馆资本甚钜,断非一两人所能独任。……澳设馆则省商入资,省设馆则澳商内附。” (《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11册) 广东闱姓开禁,实际仍由澳门赌商推动,他们可能占有最大的股份。由于李文田的介入,赌饷从三百八十万增加到四百四十万,显示有省商加入。随着开禁得到朝廷正式批准,赌商逐渐从最初隐身幕后走向公开。从第二届开始,可确定进士刘学询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探花李文田、张之洞,以拔贡考取进士第十名的广东巡抚倪文蔚,都是科举制度的最大得益者,三人大力推动闱姓赌博开禁,损害的是之后参加科举的文童、生员利益。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既不道德,也损害了科举制度的公平性。至于连秀才也考不上的郑观应,他或许是透过这种谋划,向世人证明科举制度本来就不利于选拔真才,无须以郑重态度待之,这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

2023-01-10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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